像1960年代许多其他优秀欧洲艺术电影一样，英格玛·伯格曼的《假面》一片得到的评价是晦涩难懂、难以言表。的确，导演是想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视觉化的诗，他制作了著名的片头来强调这一点。
但即便在这段密集、引人遐想的蒙太奇中，多数画面是可以识别的，它们提到了我们熟悉的伯格曼式的主题:蜘妹神(蜘蛛)、基督教传统(基督受难、待宰羔羊)、艺术/幻想的诠释(片名、电影放映机的细节、电影中套了一部电影:1949年的影片《监狱》)、冰冷的子宫(太平间内，1964年的影片《沉默》中的男孩裸着身子，向着冰冷、冷淡的“妈妈”伸出手去)。
这段镜头发挥了前奏的作用，总结了伯格曼的艺术风格，仿佛他要跟自己做一番清算，然后在艺术上从头开始。的确，整部影片可以视为一趟通往存在和审美的尽头的旅程，在那个尽头，身份、意义和语言无可挽回地陷于崩溃，随着胶片定格、融化、在再次开始放映之前破碎，伯格曼的艺术本身也被摧毁了。
《假面》的情节构筑让人一望即知，是对奥古斯特·斯特林堡的室内剧《强者》中的女子力量竞赛的变奏。最初，影片中两个女人中，精神病院的护士阿尔玛看来是强者，特别是她展现了自己的自信，说话的也都是她一以此控制了她那沉默的对手。但在一个偏远岛屿上的一座孤零零的避暑别墅里，面对这个神秘莫测的病人--著名女演员伊丽莎白·沃格勒，阿尔玛那看似稳固、务实的世界观开始崩溃了。她那治疗性的谈话变成了对自己的秘密和隐秘欲望的坦白交代。渐渐地，她扮演的角色--掩饰着欺骗与自欺，它们成就了她的身份，让她感到生活有意义--与她的真实面目分离开来。
《假面》在这场戏中达到了高潮:两个女人穿着同样的黑衣服相对而坐。阿尔玛开始说起伊丽莎白不愿为人母、不愿结婚来，但很快，她发现自己在说自己对原先天真设想的家庭生活的怀疑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她竭力用肯定的言辞恢复自己的控制权，但她组织起的语言分崩离析，她只能说出一些语无伦次的短句。在这一刻，伯格曼运用光线效果，将两个女人的面孔融合成了一幅令人难忘的画面:个人身份全面瓦解的骇人景象。
影片的结局合情合理，阿尔玛做着她唯一能做的事情，重新构建生活、感受自我：她回到了能够确立自身、将伊丽莎白作为他者加以摒弃的正常世界。在她们两人露面的最后一幕，观众看到，她们重新回到了医院，与影片开场时如出一辙。
阿尔玛又穿上了自己的旧制服，恢复了原先的角色，逼迫伊丽莎白重复这个词“什么也没有”。影片切换到太平间里的男孩--他是伊丽莎白不愿要的孩子？阿尔玛流产的胎儿？随后放映机停止了运转。一片黑暗。
